【哲捷优咨询】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解释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解释
——基于主客观视角的分析
陈川，许伟，熊伟
摘要：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对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进行科学、全面解释。从质量本源内涵出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重视客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三大变革”为手段，“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一方面强调主观层面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等感知的提升，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承质量自信，打造质量文化，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充分缓解社会主要矛盾、加快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加快迈向质量时代、加快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路径。
关键字：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以人为本
作者：陈川，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质量管理研究；许伟：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增长质量研究；熊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质量管理研究（杭州，31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GL11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緑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让人民获得更多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质量”是“满足需求”的本源内涵，聚焦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深化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全面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并视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要义，更加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带给人民群众的主观感知，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福利水平，全面推进质量强国建设，全面传承质量自信，全面打造质量文化，是科学的发展、全面的发展、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一、经济持续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经济增长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是开展一切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是人民收入不断增长、福利不断提升的保证，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党中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显著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缓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
（一）经济增长稳定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要求
深入理解和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增长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底线。经济增长稳定强调经济增长过程平衡，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经济增长呈现一种平稳增长的健康态势，促使经济总量、人均产量等指标持续稳步提升。经济体系运行平稳是确保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基本要求，产出波动、价格波动、就业波动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平稳性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考核经济增长质量的基础[1]。实现经济增长稳定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持续提高提升产品质量保持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均衡发力是其重要保障。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要求以实现经济增长稳定性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增长稳定性要求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稳定性及进一步优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尤其是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稳定增长对于社会的稳定性影响更为直接与广泛。从现实来看，内外部需求对于市场的刺激是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障，有效投资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需求的增加。从长远来看，企业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是提升质量竞争力、满足国内外需求的重要手段。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存在重要影响。现阶段，我国人民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产品质量无法满足需求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围绕产品质量升级进行合理规划，加大利于产业升级、实现基于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投资，实现由产品质量提升拉动“三驾马车”均衡、稳定向前，对于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是质量变革的主要目的
深化质量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优化经济增长结构，释放有效质量需求。传统经济增长存在的短板导致部门或区域间往往存在经济增长不充分、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进而导致资源错配、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经济增长结构是衡量资源配置好坏、高低的重要指标，涵盖需求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技术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2]。
基于结构经济学视角，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会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频次越高，能力越强；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经济增长牵引，离不开经济增长带来的知识外溢和资金流。高质量发展要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符合整体经济增长的现实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结构合理发展，提升质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引导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度向高质量平稳转变。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坚持“质量第一”，加大质量变革，促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向技术密集型、由高速增长型向高质量发展型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大力培育稳定、高效、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进一步推动补短板和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切实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通过持续优化调整促使整体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型升级成“质量型增长”，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经济增长结构，加快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升级成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三）经济增长效益提高是效率变革的重要支撑
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过程，高质量经济增长依赖高投入产出效益。经济增长效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与衡量，包括要素和人力资本，也可视作综合要素、社会劳动生产、资本增长、科技进步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效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模式，更直接影响到国民的经济福利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涵来说，质量的发展意味着不断提质增效。深入认知“效益优先”，实现效率变革，就必须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效益，促使国民经济呈现内生增长的良好态势。
经济增长效益提升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经验的积累与传播。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超过90万亿元。然而近些年高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高增长已逐步失去经由干预提升效益的动力，以结构调整促进效益提高的增长阶段行将结束[4]。与此同时，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和“干中学”技术进步效应消减导致人力资本配置的严重扭曲和使用低效率[5]。所以当前更要注重经济增长效益提升问题，一方面科学选择路径促使整体经济在更少投入基础上获得更高产出，即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等不断提高生产率；一方面充分落实“放管服”改革，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搭建质量大数据平台构建质量信息透明的营商环境，发挥市场自身力量提高其差异化识别匹配能力、市场准入效率、竞争效率和交易效率；一方面不断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并将我国传统“人口红利”转化成人力资本优势，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深化落实效率变革，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效益的不断提升。
（四）经济增长潜能提升是动力变革的重要方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带来的规模扩张，虽然GDP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并非是可持续的质量型增长[6]。依靠大规模模仿的生产方式，会造成严重路径依赖，在后续的发展竞争中将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7]。经济增长潜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指出：“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推进动力变革，实质上就是要提升经济增长潜能，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在较长时间内保持我国经济增长优势。
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不断激发经济增长潜能是动力变革的重要方向。微观企业经营绩效增长的潜能是带动宏观经济增长潜能提升的重要基础，要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促使企业经营绩效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目标，遵循集约型和高效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提升一线员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实现管理与员工激励有效挂钩，培育一大批新时代的中国工匠；加大研发创新，以创新为导向建立专业研究部门，打造高素质研究团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减少新产品研发生产周期；全力打造质量品牌，加大质量宣传，大力培养质量文化[3]。持续推进动力变革，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潜能的重要手段，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促进质量发展，扩大国际视野、国际合作，吸收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用更高的国际标准加快引领“中国制造”质量提升，充分发挥我国制造业优势，加速走向国际化进程，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3]。
二、社会和谐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理念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强调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高质量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扩张，转变为适应并满足人们更高标准的、更加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社会发展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全面优化政府职能的前提下，社会发展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更科学的路径降低发展成本，加快质量创新，统筹城乡协调，加大环境保护，扩大改革开放，推进质量共享，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社会、城市、自然等多方位的同步发展，实现多维度的互利共赢。
（一）政府职能优化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前提
全面推进社会和谐发展，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优化能够充分调动各种要素资源，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形成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进而不断完善政府的治理体系[8]。当前的政府职能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同步兼顾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深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依法治国，实现公平与正义，从顶层设计层面创造适应高质量发展法制环境。
政府职能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职能服务化与法制化。政府职能服务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将公共服务质量作为现代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内容。政府职能服务化既建立在公共利益观念之上，要求公共行政人员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9]207，又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不断满足人民新需求。打造一个全方位迎合新时代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后危机时代提振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10]”。政府职能服务化注重质量和效率，通过“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多种形式的行政服务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从制度、技术、配置等方面提升行政管理、审批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化等手段，丰富行政办事手段，显著提高政府服务改革灵活性与适应性。政府职能法治化，要求“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11]12。”现代化的政府具有服务与法制双重属性，服务性的本身源自于法制性的保障，而法制性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限定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职能，使得政府行为本身更具确定性与可预见性，实现市场经济自发、有序地运行。政府职能法治化，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内外部主体对于行政履职全过程的依法监督、评估与问责，提高工作标准，在职能运作层面不断加大各类信息的共享与公开，提升政府经济职能法律体系运行绩效，打造一个国家、社会、公民三方共同参与治理的新时代格局。
（二）创新发展是打造和谐社会的核心动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2]”，创新发展要求全方位构建国家创新发展的基本框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安全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领域着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依靠自主创新提升发展驱动力[3]。创新发展注重通过创新整合传统生产要素，从“资源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发展具有时代重要性和紧迫性，既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续写辉煌篇章的重要动力，又是新常态下实现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全面实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理念的前提保证。
创新发展既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与政策推动，又离不开市场主体及个人的积极探索实践。推动创新发展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优化顶层设计，深化对于创新发展理念认识，精准定位创新发展范畴；一方面在于营造创新氛围，切合实际，全面激发个体创新活力。“创新决定了国家发展的速度与持久度，成为‘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核心要素[13]。”创新发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需要在宏观层面构建一个包含理论、制度、文化等层面多轮驱动的创新体系，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创新评价、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环节，构建政府、企业、高校与研究机构协同式国家创新系统。与此同时，创新发展还是一个持续演绎升级的过程，经历了从封闭式创新、合作式创新到网络化的创新范式演变，也经历了自下而上，从企业主导的创新体系，到多主体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逐步发展为国家创新体系阶段的进程[14]。高质量阶段的创新发展，更注重从消费需求层面的引导[15]，企业更需通过质量功能展开引导研发、生产、服务等过程，提高质量创新对于投入产出比的贡献度[50]21。此外，全面激发全民创新的精神状态，显著提高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牢固树立跨越式自主创新的能力自信，持续培养国民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让各种创新要素自由集聚，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赋予新时代社会发展新的内涵。
（三）协调、绿色、开放发展是打造和谐社会的主要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党领导着国家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凝聚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打造新时代协调、绿色、开放的中国梦。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绿水青山的美好环境体现，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独特传统文化积淀；乡镇与城市、内陆与沿海、国内与国际，以协调发展理念为根本，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基调，以开放发展理念为向导，实现公平发展、包容发展、联动发展、和谐发展、永续发展，在实现物质文明快速提升的基础上，加强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让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带来更多的知识溢出，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全球的繁荣做贡献。
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同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社会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匹配等问题。协调发展一方面直面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在严格确保食品、工程等安全基础上，补齐看病难、读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短板”，关爱留守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一方面关注“五化”同步发展，提高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平衡性、整体性与完整性，提升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对提升作用；一方面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坚持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坚持城乡合理分工、功能互补、联动发展，着重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缩小目前城乡差异；一方面推动乡村振兴，打造特色小镇，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培育乡愁，释放乡村内生发展动能。
绿色发展着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既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打造美丽中国梦的基础，是实现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同时也是我党执政为民、发展为民宗旨的直观体现。绿色发展理念的实质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减少污染排放、打造绿色产业，最终实现“天人和谐”、“共生共荣”的经济社会、人文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越发强烈。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完整、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愿望直接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方向。生态文明是一种包含了生态意识、生态哲学、生态教育等的文明形态，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发展规律的认知与尊重，与人类文明的延续息息相关[17]。绿色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延续与升华，既包括传统可持续发展所关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粮食和资源供给之间矛盾，同时也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整体性危机，既要求长久包容性发展，又强调全球化治理模式[18]。
开放发展关注内外部发展环境之间联动性，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统筹，既是一种加快发展的创新理念、为民谋福的时代潮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国有着悠久的开放历史与传统，开放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灿烂的前行道路。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开放发展理念意味着经贸、技术、文化等层面更深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开放发展加速中西质量文化的融会贯通，“一带一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具体举措不断塑造国家形象，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中国、强盛的中国、伟大的中国，并不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
（四）共享发展是打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南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的继承[19]，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精髓与要义[20]。共享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全体人民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通过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最大化激发全民活力，让全体人民深度参与国家建设之中，形成全民投入、全民奋斗、全民感知的新时代格局。共享发展是一种不断实现从短期到长期、从初级到高级、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渐进式共享”，对于提升政治合法性、促进社会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对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与规律的新认识。
共享发展理念在“遵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把‘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探索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可行路径[21]”。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普惠性，即在公平的环境中，确保全体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完善三次分配制度，逐步降低基尼系数。与此同时，围绕“共建共享”理念，充分激发全体公民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让各种劳动技能、管理经验、知识、资本等在社会各阶层中涌流，形成知识与技术的外溢作用，有效实现各要素积累与传播，实现无形社会财富的共享，提升全体公民整体劳动力、知识储备水平。此外，共享发展理念培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涵盖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价值追求的包容性发展。共享发展不仅仅只是实现社会成员利益层面的公平与和谐，更是体现了核心价值观层面的认同与统一。社会分配的公平是社会成员安居乐业的基础，而全体公民的安居乐业能够凝聚人心、团结社会，进而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和意识形态，即一种价值观层面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理解与高度认同。这对于实现世界性与中国性、一般性与特色性相结合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空前的推动作用。
三、人的全面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质量的本源内涵决定了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22]。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与升华。高质量发展既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带给人民的收入、福利等“客观获得”，又强调其获得感、幸福感等 “主观感知”，所以围绕“客观获得”增长，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显著提升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质量；围绕“主观感知”提升，必须不断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福利水平、推动质量文化建设等为路径，全面培育质量自信，营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氛围。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主观经济社会发展感知，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凡意义。
（一）主观感知提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民谋福”是党不变的初心与使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更体现党和政府对于发展理念的转变与升华。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将人民群众最根本、最强烈、最直接的需求、愿望、发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提升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满意度和幸福感，是可持续的发展核心要求与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更是党和政府开展一切国家治理的首要依据。归根到底，高质量发展是全体人民群众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核心主体和直接推动力量，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感知评价自然成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最基础准则与评价标准。
主观感知的本质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感知，也是对于我党执政理念、执政绩效的主观评价。“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12]”成为党和政府执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不断深化对于“以人为本”理念的认知。提升主观感知与促进高质量发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跃进新天地，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真切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底层心声，体现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体和最终评价者，人民群众的感知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标准，也就是说，高质量经济发展既要增长人民群众的“客观获得”，也要提高其“主观感受”。提升主观感知需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支撑，建立在人民群众收入增长的经济利益基础上，并体现在人民享有的福利保障水平、公共服务质量，以及共享文化、社会、生态、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成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主观感知来评判，获得感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 “最优标准”和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23]”。
（二）生活质量提高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恒久目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不变的奋斗目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美好生活的实质就是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既是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衡量，综合反映了社会成员对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方面情况特征的满意程度[24]，又是生活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在“有没有”和“有多少”基础上更聚焦于“好不好”。生活质量是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生活水平概念与范畴的扩展，更侧重于人民群众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程度，在内涵上具有更强的时代性、综合性和广泛性，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理“要求”，更是为了满足其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25]”，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顺应人民群众从低层次的民生诉求（如温饱问题）到更高层次、品质的生活需求（如精神文化）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还规划了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步骤与行动纲领，规划了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分两步走的战略，从关注生活水平的进步到生活质量的提升，从满足基础的物质生活需要到实现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生活满意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所以，实现物质生活层面与精神生活层面的“双提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文明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百姓，为广大人民群众创设更优良的生活条件、创造跟饱满的精神生活，成为党引领全国人民奋斗的恒久目标。
（三）福利水平改善是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人民群众对于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福利水平逐渐成为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12]”宣誓了党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及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福利水平的坚毅决心，表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善全社会领域的福利水平，满足各阶层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走上一条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25]”。福利水平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改善福利水平是实现全体国民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途径。高质量发展理念要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制建设，从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和个人权利的本体性两个层面来理解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民群众，充分意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的风险并及时提供相应的保障。
坚持共同富裕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福利体系的指导原则，实现共同富裕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但保证了社会福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也能为福利事业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前提[26]。”各级政府的号召、组织与动员，高效调动社会福利资源，是具体落实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保证。此外，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就业质量有着巨大影响，社会公共资源的生产潜力和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共同决定了高质量发展上下限。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宏观层面建立涵盖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福利保障三大系统及商业保险、慈善事业等补充保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经济体系[27]，加大政策的针对性落地，为人民谋取长远利益，统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发展，通过福利改善实现全体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保障高质量发展公平、公正向前。
（四）质量文化建设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持久力量
质量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在长期质量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质量群体意识、质量价值观、质量行为准则、质量管理体制和质量发展方式等因素的总和[28]，是我国大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质量。千百年前，精美的丝绸、精制的瓷器等中国优质产品就走向世界，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今天，中国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中华民族是具有质量传统的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的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独特的质量文化。这种深厚的、独特的质量文化，成为当代每一个中国人拥有质量自信的重要基础，成为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力量。
质量文化建设是深入贯彻质量强国战略、全面打造质量时代的持久力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从“速度时代”迈向“质量时代”，正以体制机制建设为支撑，以创新为驱动力，以开放市场为平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使中国质量同中国速度一样享誉世界[29]”。5000年来中国逐步发展形成的具有整体性的质量群体意识、道德自律的质量价值观、经验主义的质量发展方式、集体主义的质量管理体制等特征的质量文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迈进“质量时代”的重要动能。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构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年波澜壮阔、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质量奋斗，更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魅力的质量文化成果，不断培育了质量自信，以一种持之以恒的对于高质量的追求，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独特的质量文化与质量魅力。质量自信是对于质量文化传承最系统的诠释，是实现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最内在动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质量自信还意味着对于未来发展的长期稳定预期，意味着中国为不确定的国际发展环境注入了确定性。我国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下，举国上下不断深化质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以新时代的高昂精神状态培育质量自信并推动各项工作，团结一致为新一轮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而奋斗。
结语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以经济持续增长为根本动力，强调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定性、结构、效益与潜能，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以社会和谐发展为基本要求，通过优化政府职能，以创新为动能，协调、绿色、开放为路径，共享为指南，持续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视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要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感知，提高生活质量、福利水平，传承质量自信，培育质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在党的领导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展为民理念的体现，是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的保障，是社会公平、公正、创新发展的载体，是追求客观经济增长指标到重视主观幸福感知的转变，是物质财富到精神财富的升华，是中国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提高内生增长活力、实现质量强国建设的现实路径，是全面打造中国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参 考 文 献]
[1] 任保平，宋文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22-27页。[Ren Baoping & Song Wenyue, “Path Sel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lowdown and Steady Growth”, Social Science Eesearch, no.3, 2014, pp. 22-27.]
[2] 范金，张强，落成：《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演化趋势与对策建议》，《工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12期，第72-79页。[Fan Jin, Zhang Qiang &Luo Cheng, “Evolution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Economy, no.12, 2018, pp. 72-79]
[3] 陈川：《以质量强国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7月18日，第7版。[Chen Chuan, “Boos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Quality Power Building”, People's Daily, July 18, 2018, 7th edition.]
[4] 袁富华：《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经济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7-140页。[Yuan Fuhua,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and Structural Deceleration in Long-term Growth: An Explanation”, Economic Research, no.3, 2012, pp. 12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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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敬琏：《增长减速、发展转型和改革重启》，《经济经纬》，2013年第6期，第1-6页。[Wu Jinglian, “Deceleration of Growth,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Restart of Reform”, Economic Report, no.6, 2013, pp. 1-6.]
[7] 杨小凯：《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和劣势》，《经理人内参》，2001年第17期，第16-17页。[Yang Xiaokai, “Late-mov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l Reference for Managers. no.17, 2001, pp. 16-17.]
[8] 范柏乃，张电电：《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红利及其生成机制：以行政审批流程为中介变量》，《管理世界》，2018年第4期，第67-79页。[Fan Peinai & Zhang Diandian, “Institutional Dividend and Its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Taking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Process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Management World, no.4, 2018, pp. 67-79]
[9] 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Denhardt, Robert B., Public Organization Theory,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3, p.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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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建堂：《伟大的实践 深邃的理论——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会》，《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第1-12页。[Ma Jiantang, "Great Practice and Profound Theory -- Experience in Learn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nagement World, no.1, 2019, pp. 1-12.]
[14] 柳卸林，高雨辰，丁雪辰：《寻找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论思维：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思考》，《管理世界》，2017年第12期，第18-29页。[Liu Xielin, Gao yuchen & Ding Xuechen, “Finding New Theoretical Thinking for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Thinking Based on the New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 Management World, no.12, 2017, pp. 18-29.]
[15] 程虹，许伟：《质量创新战略：质量管理的新范式与框架体系研究》，《宏观质量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2页。[Cheng Hong & Xu Wei, “Quality Innovation Strategy: A Study on the New Paradigm and Framework System of Quality Management”, Macro Quality Research, no.3, 2016, pp. 1-22.]
[16] 熊伟：《质量创新：基于质量功能展开的系统方法》，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5年第21页。[Xiong Wei, Quality Innovation: Systematic Method Based on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Beijing: China Quality Inspection Press, 2015, pp. 21.]
[17] 王玲玲，张艳国：《“绿色发展”内涵探微》，《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第143-146页。[Wang Lingling & Zhang Yanguo, “A Probe into the Connot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Socialist Research, no.5, 2012, pp. 143-146.]
[18] 胡鞍钢，周绍杰：《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1期，第14-20页。[Hu Angang & Zhou Shaojie, “Green Development: Functional Definition, Mechanism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1, 2014, pp. 14-20.]
[19] 蔡昉：《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解民生领域难题》，《劳动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第3-15页。[Cai Fang,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Labor Economics Research, no. 3, 2016, p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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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郑功成：《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8-17页。[Zheng Gongche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no. 6, 2017, pp. 8-17.]
[26] 龙国存：《毛泽东社会福利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07-113页。[Long Guokun, “Mao Zedong’s Thought on Social Welfare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Hunan Social Science, no.6, 2018, pp. 107-113.]
[27]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37-49页。[Zheng Gongcheng, “China's Social Security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1, 2018, pp.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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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陈川：《“使中国质量同中国速度一样享誉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5日，第5版。[Chen Chuan, “’ Make China as World-renowned as China for Quality and Speed’”, Guangming Daily, October 25, 2018, 5th edition.]
The Theory Connotation Explanation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 Analysis Based o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Chen Chuan1, Xu Wei2, Xiong Wei3
（1.3. School of Management，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58；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Hangzhou，310018）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ory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explained. Starting from the ssence of quality and guided by th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bjective lev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one hand,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hree Major Reforms’ as the means and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as the guid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emphasizes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at the subjective level,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promotes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herits quality confidence, and creates quality culture, fully reflecting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people-orien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way to fully alleviate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quality country, accelerate the march towards the quality era, 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social harmony, people-oriented